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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与法律职业共同体
发布时间:2012-04-28 13:11:08 作者: 来源:

  杨建国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

  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法制”和“法治”之争,90年代提出“依法治国”,世纪末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时至今日仍未结束,期间指导口号有调整,但是在实质上将追求司法独立作为主导思想的思路一直没有变,改革的主要内容因此主要在推进法院审判独立、要求将检察院检察权进行解构、律师作为独立的民间机构出现等制度改革。围绕着司法独立这个核心观念,在探讨如何将司法独立从字面上落实到实践中来的过程中,2001年强世功在该年度第3期《中外法学》发表了《法律共同体宣言》,提出了“法律共同体”的概念。2002年7月26日到28日,由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国家检察官学院、国家法官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牡丹江市人民检察院、德恒律师事务、金杜律师事务所等八家单位发起,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召开了“中国法治之路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学术研讨会,明确的提出探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2003年张文显编著了《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当然在这期间还有许许多多的法律界人士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讲解,赞成意见居多,反对意见比如说事实上“只存在法律职业群体而不存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意见也不乏深刻之处。笔者就不一一说明了。从上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出现到现在的发展来说,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就是为了落实“法治社会”,大家逐步意识到除了文本上的法律变革,还需要一个群体来实践和坚持“法治”,最终主流群体意见认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是落实法治的最佳选择。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是提出来了,究竟是它具体怎么回事呢?这需要我们回过头来具体梳理“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个概念。

  在强世功的《法律共同体宣言》中,这个共同体是具体的但是同时也是失真、含混不清的,他是这么描述的:“人们正在怀着矛盾的心情来接近他们,接近这些出没在公司、饭店、宴会、酒席上的律师,这些活跃在课堂、讲坛、媒体上的法学家,以及那些深居简出的法官,而这些人正在不断地聚集起来,形成一个独特的共同体,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共同体——法律共同体(legal community),这些人我们概括地称之为“法律人”(lawyers)。”对这群人他认为他们是“他们是一群刻板而冷峻人......他们希望这个工具扶助弱者保护好人,但即使服务强者放纵坏人,他们也无动于衷,他们称之为形式理性;他们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他们不断的鼓励人们滋事生非,还美其名曰“为权利而斗争”;他们是一群虔诚的人,......他们也信守自己的圣典和教条,他们小心翼翼的解释这些圣典上的文字,即使这种解释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是他们毅然坚信......;他们是一群神秘的人,......他们把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升在神圣的原则层面上来讨论,外人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说,他们把这种以远离日常生活的方式来关注日常生活称之为“专业化”。”从强世功的描述中,你看到的只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不可捉摸的没有血肉的抽象的“法律人”,这样的法律人在生活中似乎隐约可见一些痕迹,当然是体现在某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法律人身上,但是同时又要符合其不食人间烟火之类的规范标准的法律人,只能到强世功的乌托邦中才可找寻了,在他这篇文章的后面他自己也无可奈何的承认了这一点。既然这个被强世功鼓吹为当今最伟大群体的“法律共同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为了完成“法治为王”的历史使命,就不得不继续在现实中继续努力了。

  2002年7月26日到28日,由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等八家单位发起召开“中国法治之路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学术研讨会,试图对法律职业共同体作一个界定。与会者对于法官、检察官、律师属于典型的法律职业、并构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成份并无异议,但是对于具体范围没有达成共识;对于这个共同体的性质基本上同意他们主要是在职业利益、职业伦理、职业技能方面存在共同之处。按照这次会议综述所称“这次研讨会成功地将法学研究的焦点从法律转移到直接创造和操作法律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实现了法学叙事的中心从法到人的根本性转换。”在法律实践的层面来说,将法律研究重心从以前的研究书面理论转移到了研究应当由哪些人来实践法律,也就是从书斋要走到田间,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对于为什么这群人就能够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些不同具体职业的法律职业人真的具有同质性?他们真的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共同体”?这次研讨会的阐述力度显然是不足。

  季卫东在教授《法理学》中把从事法律职业作为明确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本标准。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长后任职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张福森则把共同职业、共同职业伦理和共同符号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标准(见《宣示法律职业共同体》,张福森,來源:2010-05-14《检察日报》)。

  基于以上做个综合,可以看出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构成的主流标准应当是:以法律为职业,具有共同的职业伦理,具有共同体的叙事方式(即共同的法律语言)。其核心成员为法官、检察官、律师,当然很多人认为还有法学家。

  二、目前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是否真的成立?

  以下暂且抛开法学家,我们拿最典型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三个群体来说。

  从从事职业角度而言,三者尽管是在不同的组织之中从事分工不同的法律职责,但是都是以法律作为其职业,这一共同点是无可质疑的。但是仅仅只是都从事法律职业就将他们归为共同体是远远不够的,就比如同样是从事化工行业的人,如果控制跨国企业的大资本家和他所有的一个非洲小化工企业的普通员工,你能说他们仅仅因为都从事化工行业就说他们是一个职业共同体吗?恐怕谁也不会承认。如果把从事化工行业的企业高级管理人放到一起,说他们是职业共同体,估计大家不会就反对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必须还需要有某种内在的同质的联系才能将其称为“共同体”,就象阶层是以人在社会不同阶级中的不同地位划分、民族是以共同聚居地以及共同的心理、文化等划分一样。那么,要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是否存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在相同本质的联系呢?

  按照前面的观点,笔者认为主流观点是将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的职业伦理观作为了他们内在的最本质的联系。现实中是这么回事吗?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法官和检察官通过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等国家公权力,都是以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职责为价值追求的;而律师是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价值追求的。也就是说,事实上法官、检察官应当追求的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国家内不同利益的在法律界限内的平衡、调整,是公权和私权的保障;而律师应当追求的仅仅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是私权的保障;两者是在各自不同的价值追求基础上才统一到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律终极价值目标上。如果是在这个终极价值上才达成一致,就认为他们的职业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同本质的联系,显然是过于宽泛。应当还有其他的更实质性的联系!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主流观点,主流观点标准不是这些法律职业的存在共同的价值观,而是职业伦理(尽管用的是伦理这个很容易让人相信是价值观的词汇)——也就是职业道德!这里我之所以说主流的标准实质上只是职业道德,可以引用张福森同志的原文:“同时,法律职业共同体也是伦理的共同体,其成员在职业伦理方面存在共识,比如忠于法律、忠于事实、尊重法庭和法官等等”予以证明。这些不都是典型的道德用语吗?况且我国法律上架构中,对于尊重法庭和法官的企业道德对律师来说是具有实际约束力的,但是一旦面对作为行使国家检察权(其中包括司法监督权)的检察官来说,就显然面临过很多实际的尴尬了。也就是说,主流观点中的共同职业伦理是在实践中是不成立的。

  至于三个群体之间具有共同体的叙事方式(即共同的法律语言)那仅仅是形式的,并非本质的联系。

  笔者至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主流观点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呢?

  三、中国律师与法律职业共同体

  之所以国内目前实质上除了概念上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并不存在实践意义上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实质上这是我国移植西方法律时由于没有清楚的认识各自不同的法律实践历史和实际情况而产生的一个“激进、超前的错误”:司法改革中我们国内一直引以为师的英美以及德法等国,法官、检察官、律师职业往往是相通的,就像一个旋转门一样,他们可以很容易的相互交换位置,他们的律师具有很多中国律师不可想象的职业特权,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与法官、检察官的权力的平衡,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上很大程度上是持平的,在此基础上通过漫长的历史形成了稳固的价值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这是英美等国之所以能够存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础所在。

  而在中国,不仅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不同的法律职业者从来没有存在过与他们类似的法律职业环境。法官、检察官是官员,律师只是民间的法律职业者,在司法权力结构中他们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律师有时候是很无助的,甚至连法律规定的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现实中法官、检察官可以向律师流动,而相反方向的流动的可能性极小,现实中,法官、检察官在社会地位上明显比律师高得多;在经济收入上,律师作为一个整体似乎收入要高于法官、检察官群体,但是律师群体由于这些年的改革,事实上已经近乎沦落成了一个以司法为业的“商人”,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商人”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收入差异,使得律师群体本身就已经出现了认同上的裂缝,法官、检察官则有强大的国家财政作为后盾,三者在经济地位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司法改革中匆匆忙忙把律师推向社会,迫使律师不仅仅要成为一名“律师”,同时事实上还必须成为一名“商人”,不可避免的扭曲了律师的职业价值观,使得律师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向钱看齐”,而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的放弃了对职业本质属性要应当追求的公平正义价值观,而法官和检察官目前没有这样的困境,结果是三者在实践中所追求的价值观存在明显的差异。

  现实司法改革造成的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之间存在明显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价值观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司法部门行使司法权时与律师所代表的民间私权利之间的紧张甚至对立,最终造成了国家司法权公信力的被损害和律师“光环”的不断褪化,结果原本的应当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群体实质上都受到了伤害,最终受到损害的必然是民众对“法治”的信念。

  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社会规律作用下,不思考如何从经济基础角度来落实法治社会,落实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司法改革设计,而想靠着想象中的共同的价值观去统一这些不同的法律群体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结果在实践中反而造成了离原本设计将他们统一成共同体的目标愈行愈远,不正是意识决定存在这种唯心主义在司法改革实践中必然预见的尴尬吗?不清醒的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不认真考察设计所需的社会经济基础、司法实践状况,就匆忙按照书斋里的“法学家”的意见实施所谓的改革,对法治是有害无利的。法院这些年重新开始反思了,重新重视扎根于中国的调解制度了,通过审判实践对证据规则也做了适当的调整。但是律师业呢?这些年做了什么呢?

  真要落实法治,改变目前律师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尴尬局面,是真的需要重新思考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 黑龙江红旗律师事务所]